
我们常说的夏朝、商朝配资炒股公司,在考古学者眼中,却更倾向于称之为夏代、商代。
同样,中国人民大学考古文博系的韩建业教授指出,早中期夏文化虽然已有王朝并形成世袭王权,但仍邦国林立,和陶寺类型并无实质差异。只有到了以二里头古都为核心的晚期夏文化,才真正达到四海之内唯我独尊的王国阶段。 由此可见,夏朝早期与二里头晚期的面貌截然不同。如果以秦朝作比,夏朝早期更像统一前的秦国阶段,而夏晚期才相当于秦朝统一后的盛世。 那么,世袭制的出现是否意味着夏进入王朝阶段?显然不能如此简单。以山西南部陶寺遗址为例,其存在时间跨度约400年(前2300年至前1900年),若仅靠尧舜几位君主,就难以支撑这样漫长的历史连续性。史书也记载了尧子丹朱、舜子商均的名字,显示在陶唐氏、有虞氏内部,父传子家天下的制度可能已初具雏形,而尧禅位给舜、舜禅位给禹,仅是联盟共主的名号,而非真正的族群统治权。 夏朝的考古难题远不止这些。虽然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,但浙江良渚遗址作为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实证,显示了宏大规模、严整布局、复杂结构和等级分明的社会组织。大玉琮象征宗教权威,大玉钺象征军政权,至高首领独享权力。在良渚之后,晋南陶寺遗址亦形成以王都为核心的多等级社会架构配资炒股公司,《尚书·尧典》记载彼时已有官职分工,对中原地区具一定管理能力,陶寺模式显然不同于单纯的早期方国,而更接近王权政治。 与陶寺类似的还有湖北石家河遗址,以古城为中心,周围分布中小型聚落,形成史前城址群。城址设有宽深环壕、大型祭祀中心及专业手工作坊。正如韩建业所言,早中期夏文化与陶寺类型无实质差别,如果将夏朝的时间从二里头拉长至河南龙山文化时期,那么陶寺、石家河等政权也可视为王朝。若陶寺、石家河仅能称为古国,那么早于二里头的夏早期,也只能被称作古国,而非王朝。 为弥补考古逻辑漏洞,有学者尝试从时间与从属关系上进行补充。首先,时间序列上,大禹建夏之时,陶寺文化正趋向衰亡,因此陶寺文化并不影响大禹政权的王朝地位。其次,根据文献记载禹征三苗,找到石家河文化被河南龙山文化摧毁的证据,从而将石家河归类为地方方国,突出夏朝的中央地位。然而,石家河族群是否真正服从夏王朝,或其眼中夏是宗主还是平级邻国,仍需存疑。 在夏朝进入二里头强盛期时,石家河文化确实衰落,但其独特面貌依然存在。例如,三星堆青铜人像的造型,其源头便在湖北石家河遗址。近日,武汉举办的三星堆与石家河玉器联合展上,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的王方提出,石家河玉雕人头像与三星堆青铜头像相似,冠帽、立耳、大眼、阔嘴、獠牙……材质虽不同,但造型异曲同工。可视为三星堆青铜雕像群对石家河玉雕传统的延续与变革。 值得注意的是,二里头遗址几乎没有类似三星堆青铜人像的发现,即便在殷商王朝也罕见。因此,我们可以理解,在黄河中游以外,长江中游同样孕育了独立文明中心。 顺带一提,负责陶寺发掘的何努教授坚持认为陶寺是最初中国,而负责二里头发掘的许宏教授则主张二里头是最早中国。这种学术争论恰好反映出,当时华夏大地已出现多个独立文明,各呈异彩,不互统属。我们可将其理解为上古版南北朝或五代十国,而不能单一地以夏朝涵盖所有文明。 从这个角度看,显然不能将豫西晋南的夏朝与整个华夏文明等同,就如同不能用魏、蜀、吴中的任何一个来代表整个三国时期一样。因此,夏时期这一称谓,反而显得格外精准和恰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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